01
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，实施后或成或败，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，否则理论上的完美，仍不过是空中楼阁。
02
中国二千年，以道德代替法则，至明代而极，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。
03
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，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，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，女人听男人的吩咐，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。
04
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，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，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。
05
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，而是以“四书”中的伦理作为主宰。
06
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，收效不如理想，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。
07
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，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。
08
我们的政事，注重体制的安定，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。牺牲少数人，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。
09
表面上看来，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，其实所有案件，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。
10
离开了权术，这些高级官员也无精明能干之可言，而权术又总是和诚信背道而驰的。
11
文官的双重性格：即虽称公仆，实系主人。
12
这种局面不打破，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，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。
13
以上种种情况，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。
14
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，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。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，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。
15
技术上的争端，一经发展，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，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。
16
总而言之，道德至高无上，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，而且可以代替行政。
17
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，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。
18
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，不能谦虚谨慎，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。
19
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，而是急功好利，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，最终必然会是窒碍难行。
20
我们所称为制度者，往往只是一个理想。
21
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，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，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，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，必然受到限制。
22
即便是宗旨善良，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。
23
《万历十五年》指出道德非万能，不能代替技术，尤不可代替法律，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，只是说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。
24
个人道德之长，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。
25
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，只是“万年青草”，“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”。
26
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，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，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。
27
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，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。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，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。
28
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，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，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。
29
戚继光的天才，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；而他的成功，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。
30
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，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，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，二者必居其一。
31
两千年的孔孟之道，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，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。
32
在道德的旌旗下，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，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。
33
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，无事可记，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。在这个时候，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，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……最后的结果，都是无分善恶，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。
